罪行法定的论点有哪些？

罪行法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这一原则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在现代法治社会，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石之一。

从法律依据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从根本大法的层面确立了罪行法定原则。

关于罪行法定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成文法主义，这意味着定罪量刑的依据必须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成文法律，习惯法不能作为刑法的渊源。因为习惯法往往不够明确和稳定，难以让公民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存在一些独特的习惯做法，但这些习惯不能直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

其次是禁止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指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比照类似的法律条文进行定罪处罚。这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因为它超出了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扩大了刑法的适用范围。比如，不能因为某个行为与某个犯罪行为有相似之处，就类推适用该犯罪的法律条文来定罪。

再者是禁止事后法，也就是刑法不溯及既往。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的预测可能性，让公民能够根据行为时的法律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如果允许刑法溯及既往，那么公民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因为可能今天合法的行为，明天法律一变就变成犯罪了。例如，在某行为发生时，法律并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那么即使之后法律修改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最后是明确性原则，法律条文必须清晰明确，不能模糊不清。这样才能让公民清楚地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如果法律条文模糊，就容易导致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比如，法律规定“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但对于什么是“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标准，就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